他们会主动彰显族裔认同，积极替本族裔代言，帮其他同胞竞选。

10月25日，苏纳克创造历史，成为英国史上首位印度裔首相以及1812年以来最年轻首相。他的成功让各界将目光再次聚焦印裔这一特殊群体。

除英国外，印裔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也不断进入权力中心，包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加拿大防长阿南德及其前任萨詹、爱尔兰前总理瓦拉德卡等多国政要都拥有印度血统，更不用说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员也是印裔。这个群体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迅速崛起的政治力量，从总统以及总理候选人，到县区议员竞选者，都对印裔重视有加。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群体能够突破西方国家的“种族限制”，不断放大自己的政治声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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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多国权力中心

苏纳克当选英国执政党党首的10月24日，正值印度传统节日——排灯节拉开帷幕。他将担任英国首相的消息让这个节日更加喜庆。在《环球时报》记者生活的伦敦西南部小镇，人口不到2万，印裔居民占比并不高，但在这一天，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印裔居民“喜上加喜”的兴奋情绪，镇上商业街仅有的两家印度餐馆下午4时就已经爆满。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食客中不乏有人举着手机，炫耀自己和苏纳克的合影。

记者的印裔邻居纳兹认为，苏纳克在仕途上的成功，是二战后数代印裔移民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名电脑软件工程师透露，他两个哥哥都在地方政府工作。其实和纳兹情况类似的印裔家庭还有不少，越来越多的印裔像纳兹的哥哥们一样，从地方官员做起，一步步升迁至中央政府，甚至担任要职。除苏纳克以外，英国现任内政大臣布雷弗曼、前内政大臣帕特尔、气候变化事务高级官员夏尔马、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希顿-哈里斯等都是印裔。在拥有650个席位的英国下议院，印裔议员已有15人。“很可能在出现印第安人总统之前，就会出现一位印裔美国总统。”2019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如此预测。此后，哈里斯创造历史，成为美国首位印裔副总统。在美国，印裔早已渗透进此前少数族裔难以渗透的传统权力堡垒。在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初，其政府就任命了20名印裔高官 ，其中17人在白宫担任要职。不同于副总统哈里斯一半非裔一半印裔的血统，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的父母都来自印度。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金达尔、纽约南区前联邦检察官巴拉拉也都是印裔。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政坛从政的印裔超过150人。除了在政府部门工作外，美国国会还有一个被称为“萨莫萨党团会议”的4人印裔党团，该组织得到印裔商界人士的大力资助。有分析人士预测，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萨莫萨党团会议”很可能扩员1人，底特律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候选人塔内达尔获胜几率很大。

印裔崛起的剧本也在加拿大政坛上演。从2015年当选加拿大总理开始，特鲁多每次组阁都会任命3到4名印裔高官，所任职位包括国防部长、基础设施部长等。印裔当选加拿大国会议员的人数也在增多，比如2015年有17名锡克教徒当选，2019年有20名印裔成为国会议员。加拿大第三大党新民主党已由印裔加拿大人贾格米特·辛格领导了5年。

在其他西方国家政坛，印裔也不断进入权力中心：2015年，拥有印度血统的科斯塔出任葡萄牙总理；2017年，父亲来自孟买的瓦拉德卡当选爱尔兰总理；2020年，在印度出生的普里扬卡·拉达克里希南被任命为新西兰多元化、包容性和民族社区部长。澳大利亚虽然还没有出现印裔政要，但是像在加拿大等国一样，印裔正成为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群之一。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各种选举中，参选人竞相争取印裔的支持。

2022年4月9日，也就是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举行大选的前一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烹饪咖喱的照片。2021年11月，当时的澳工党领袖阿尔巴内塞参观一座印度教寺庙时表示，没有印裔的澳大利亚“不可想象”。在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和特朗普都在美国各大电视频道上以印度各语种发布竞选广告，拜登还利用印度教节日甘尼许节来吸引印裔选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多次参加排灯节等印度节日的庆祝活动。他2016年访问美国时曾开玩笑说：“我内阁里的锡克教徒比印度总理莫迪内阁的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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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热情远高于其他群体

“苏纳克的崛起不应被孤立看待。”印度金达尔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乔利亚认为，在过去几十年，印裔在多个国家政坛取得不少成功，从葡萄牙、新加坡、苏里南、圭亚那到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国，现在有7位印裔担任相关国家的领导人，还有不少人在各国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机构担任高级职务。

一个重要因素是“数字”——阿联酋《海湾时报》对印裔在各国政坛不断“溅起水花”的原因进行分析，称约14亿人口的印度，是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之一。目前有3200多万印裔或印度侨民在海外生活，其中近1800万人已经获得其他国家的国籍。联合国文件显示，从2000年至2020年，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移民人口规模都在增长，而海外印度人的人口增幅最大，达到近1000万。从海湾地区到北美，再到澳大利亚和英国，印裔及印度侨民分布在全球各地。

印裔不仅是多个西方国家主要的移民群体，还是移民人数增加最快的群体之一。据估计，印裔在英国大约有170万人，占该国总人口的2.5%；在加拿大约有160万，占其总人口的4%以上，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群体。印裔是美国第二大移民群体，也是该国增长最快的移民群体之一，460万的印裔移民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4%。澳大利亚的印裔人口已经超过78万，该群体已超越华人，成为澳大利亚仅次于英国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人口统计学家阿鲁纳恰拉姆日前表示，印裔将在5年内轻松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移民群体。巨大的人口规模让印裔成为多个西方国家政治人士不敢轻视的“票仓”。

如果说“人多”是印裔在不少国家得到重视的原因，那么经济上的富足以及对教育的重视，则为这个群体参政提供基础。高收入、高学历是西方国家印裔的普遍特征。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印裔美国家庭年收入中值为11.9万美元，是全美家庭年收入中位数（6.7万美元）的近两倍。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显示，50%的南亚裔加拿大人（多数来自印度）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在南亚妇女中，这一比例上升到62%，远远高于加拿大白人男性的24%和白人女性的38%。

与其他亚裔不同，参政热情高是印裔能在多国政坛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加州大学调查亚裔美国人的学者拉玛克里什南认为，印裔以捐赠者、选民和候选人的身份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远高于其他移民群体。他的观点在今年的中期选举竞选活动中得到印证：美国各个县和地区的印裔参选人正在成群结队地竞选公职。印裔的参政热情也可以在加拿大2021年大选中窥得一二。当时有49名印裔候选人参与角逐国会席位，人数之多创下纪录。在这些人中，17名印裔成功当选。加拿大多项统计数据显示，印裔是该国投票最积极的族裔，积极性甚至在白人之上。积极投票不仅会让各政党和政治人士不敢轻视印裔的诉求，而且会让更多印裔候选人当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为什么热衷于政治？20多年前开启自己移民之路的印裔英国人阿奈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从政是改变印裔群体生存环境的终极办法，“在议会里，需要有我们的人为我们发声”。他说，在外界看来，自己这一代移民还是为英国社会服务的一代，但到了下一代，他希望出现更多的苏纳克式的人物。

印裔的一些特点也让他们从政更容易获得成功。多位学者表示，印裔更容易与其他国家民众共存，融入性更强。与此同时，印裔政治人士会主动彰显族裔认同，也会积极替本族裔代言。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少数族裔社区的专家雅库博维茨认为，熟练的英语技能以及运作政治的精明方式让印裔在各少数族裔中脱颖而出。热衷从政的他们还建立了各类协会和游说团体，帮助其他印裔竞选，为他们拉票、筹集资金等。还有分析人士表示，印度的选举制度远远复杂于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因此印裔参加西方国家选举就像玩“过家家”。此外，乐于群居也为印裔在西方选举制度下“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比如从1987年到2019年，印裔英国人基斯·瓦兹一直都是代表莱斯特市东区的下议院议员。他之所以能保持32年的亚裔议员任职纪录，和该选区印裔民众聚集以及团结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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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边关系是把双刃剑

分布在各国的印裔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也走在前列。他们力量的上升不仅让所在国对这个群体刮目相看，而且也让印度政府分外重视。从2003年开始，印度政府将1月9日——圣雄甘地1915年从南非返回印度的日子定为“海外印度人节”（PBD），以纪念海外印裔及印度侨民对印度发展所作的贡献。PBD已经成为印度政府增强与海外印裔及印度侨民联系的旗舰项目，新德里希望通过加强和印裔以及印度侨民的联系，强化与他们所在国的双边关系。

印裔在政治上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印度政府的上述愿望。印度金达尔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乔利亚发文称，印裔在各个国家建立的协会和组织，对相关国家政府进行游说，会对这些国家的对印政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美国国会“萨莫萨党团会议”成员、加州联邦众议员罗希特·卡纳今年7月曾提出，放弃对印度购买俄罗斯先进武器系统的潜在制裁，该提议后来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乔利亚指出，“萨莫萨党团会议”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并与莫迪政府保持联系。

不过，印裔政治力量的崛起是否意味着印度跟印裔所在国关系必然会更上一层楼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包括苏纳克和哈里斯等在内的印裔政要在不同国家的上台，会让印度人有族裔上的亲近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一定会因此获得推动力。在苏纳克成为英国首相后，印度总理莫迪发表推文，称英国新首相是两国的“活桥梁”，希望共同把印英之间的历史渊源转化为现代伙伴关系。但加入英国国籍的印裔移民首先要为英国的政治利益考虑，苏纳克等印裔政要也不例外。印度和英国在“光明之山”钻石归属以及移民问题上存在摩擦，但对这位年轻的英国首相来说，其首要工作是“为英国带来稳定和繁荣”。

林民旺表示，印裔的崛起对印度和相关国家的关系其实是把双刃剑，既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反作用。他举例说，在加拿大的很多锡克教徒反对印度政府，他们在加拿大政坛的影响力越大，对加印关系的制约可能就越多。此外，不少印度泰米尔人希望所在地区独立，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东南亚国家后，也很难推动印度和相关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密切。▲

本报驻英国、美国、加拿大特约记者 纪双城 郑 可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