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和平

编辑/漆菲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一直在用亲身经历证明，“学习新事物永远不会太老。”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他依然笔耕不辍，出书分享对人工智能和国际热点的看法。

2022 年 12 月 1 日，美国华盛顿，基辛格出席在国务院举行的午餐会。

在中国，基辛格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晓，“老朋友”的形象也活跃在一代国人的记忆里。50年前，他受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之托，成为敲开中国大门的第一人。作为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他纵横国际外交舞台60年，虽然早在1970年代末就退出政坛，但从未远离聚光灯，一直保持对世界大事，尤其中美事务的关切。

基于贸易、安全和地缘政治考虑，基辛格试图建立一种基于互利的中美关系。他的努力也让中美两国在1972年达成《上海公报》，这为未来的建交奠定了基础，也为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铺平了道路。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总理与他会面。

基辛格迄今访华近百次，不但多次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也参与了中美多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作为一位商业顾问和投资者，他还积极促进中美之间的商业合作。

冷战时代的人物群像里，基辛格是极为夺目的角色之一。二战至今，他一直在观察和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此前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核武器安全是他思考的重点。而当下，人工智能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这位常常戴着黑框眼镜、个子不高的德裔犹太人，曾是被德国纳粹政府驱逐的难民，却也凭借二战机缘走上政治舞台。德裔犹太人的背景对基辛格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从难民到美国公民、军人、哈佛大学学者、国家安全顾问乃至国务卿，基辛格均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基辛格还影响了好几代美国外交官。5月27日，他百岁生日这天，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用中英双语发推文称：“美国驻华使团成员在亨利·基辛格国务卿百岁诞辰之际向他致敬。我们感谢他在半个世纪前重新开启美中关系时担任了关键性角色，以及他对美国外交的历史性贡献。”

5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推特上祝福基辛格百岁生日的截图。

当基辛格受到学界和外交界追捧的同时，一些活动人士和人权律师却想以战争罪起诉他。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学教授、基辛格权威传记作家杰里米·苏瑞（Jeremi Suri）在《基辛格传》中写道，基辛格的形象在人们眼中往往是被夸大的——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反派，要么是救世主，要么是战犯。但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基辛格。他没有像某些载入史册的“伟大人物”那样改变时代，恰恰相反，他一直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并抓住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逃离德国的犹太难民

拿破仑曾说，“要了解一个人，必须知道在他20岁时，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倘若以此来对照基辛格，当时有两个事件影响了他的一生：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个是冷战。

1923年，基辛格出生于德国菲尔特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路易斯·基辛格是一位教师，母亲葆拉来自一个富裕的商贾之家。这个家庭属于典型的中产之家，虽非大富大贵，日子过得还算惬意，基辛格和哥哥瓦特也能得到良好的教育。

父亲路易斯希望孩子们能接触高雅文化，融入主流社会，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民。因此家中存有很多德国典籍，还有一架钢琴——这些是中产家庭的标配，也是德国精英阶层认可的生活方式。

1939年，少年时期的基辛格在纽约。

但是，基辛格一家从未被德国社会真正接纳——由于犹太人的身份，他们居住在犹太社区，信仰犹太人的宗教，主要结交的也是正统的犹太教徒。

早在纳粹德国统治之前，德国的社会氛围就开始不断挑起对犹太人的敌意。在基辛格居住的社区，很多人对犹太人持有偏见，只要有风吹早动，很容易出现排挤甚至暴力对待犹太人的举动。德国《先锋报》曾在1927年的某期封面上用粗体写过一句极具挑衅意味的话：“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

当时很多犹太人在纳粹分子公开集会的时候选择闭门不出，其中也包括基辛格一家。他家附近住着一个疯狂的反犹分子，尽管那时他还小，但仍然受到了影响。

1933年，纳粹党开始在德国执政，变故也降临在这个家庭。没多久，基辛格的父亲被免去了教师的工作。雪上加霜的是，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经商进行限制。娱乐场所也开始进行隔离，不让犹太儿童与非犹太儿童玩耍。这让很多犹太人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

就这样，为了逃避纳粹主义，基辛格一家于1938年移居美国。基辛格回忆称，在他十多岁的时候就把“被驱逐”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但他的父母始终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基辛格的原名其实是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到了美国后才改名为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初到美国的日子过得与难民相差无几，基辛格一家在亲戚的接济下艰难度日。当时基辛格已经15岁，一句英语也不会，好在最初生活的地方绝大多数是德国籍犹太移民，语言没有立即成为障碍。

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母亲葆拉找了一份家政工作，基辛格在一家清洗厂找到了份工作，哥哥瓦特也一同外出打工，曾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父亲此刻成了被大家“养”的人。

新移民的生活并不容易，不仅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还缺少经济基础和安全感。从小目睹大量反犹暴力场面的基辛格，心里早就留有阴影，这种对于大规模暴力的恐惧在其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也有所体现。

青年时期的基辛格。

二战成就了他

好在，转机很快来到，1943年基辛格应征入伍，这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这个中规中矩的犹太青年终于有机会脱离犹太人的圈子，真正融入美国社会。

基辛格在60年后回忆称，这段时光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在那里，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个外国人，甚至感觉连自己的口音都消失了”。

很多人认为，基辛格的说法过于“一厢情愿”——尽管美国政府对于犹太人的贡献给予肯定，但后者依然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被“偏见”对待。

一件事足以证明——基辛格曾申请参加军医培训，虽然他成绩优秀，最终却没被录取——主因就是部队只给予犹太人极为有限的名额。

二战期间，美国形成一种主张，即建立极具美国民族认同感的跨大西洋文化，这让基辛格这样的人找到了职业出路。他拥有在德国和美国两地的生存经历，足以充当翻译和搭桥的角色。

苏瑞在书中写道，若美国没被卷入二战，罗斯福总统没有决定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基辛格就不可能有机会进入美国的权力机构。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将自身的繁荣与大西洋彼岸欧洲的繁荣连结在一起，也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基辛格的外交思想。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随着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战败，基辛格的角色一下子从被驱逐者变成“统治者”。1944年底，正在服役的基辛格因为会说德语而被派往情报部门，参加反间谍行动。他当时负责与纳粹沟通，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协助美军进行军事占领。

美军之所以给予德裔犹太人重任，也不是因为真的信任，而是看重并利用他们对纳粹的憎恨。当时的美国军事机构中，参与研究德国的一般是像基辛格这样的犹太难民，他们扮演着翻译和向导的角色，通过对德国人秉性和文化的了解，帮助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实现抓捕。可以说，基辛格二战后的事业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不堪回首的流亡背景。

1943 年，基辛格（左一）应征入伍后拍摄的照片。

1946年5月，基辛格步入新的人生阶段，他从部队退役，加入欧洲指挥部情报学院，作为一名平民讲师，年薪有10000美元，这在当时算是份不菲的收入。虽然年轻又没有大学文凭，基辛格身上却有着超过年龄的成熟，他的学识和气场也让很多听课者印象深刻。

“基辛格从一个德国犹太移民成长为一名美国军人、一位占领区的行政长官、一个受人尊敬的讲师，不仅仅因为他惊人的才能，更让他受益的是历史环境赋予他的先天优势。”苏瑞形容，“基辛格不是他自己缔造的，而是二战成就的。”

跻身美国精英行列

就这样，当基辛格再次回到美国时，24岁的他已是一名战争英雄。流亡数十年后，犹太人也渐渐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扮演起重要角色。基辛格抓住了这一机会。在他看来，学术是通往权力之门的钥匙。

战争带来的集体伤痛，让人们的愿望变成阻止悲剧再次发生，了解德国成了形势所需。基辛格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走进美国顶尖学府哈佛大学的。

人生的每一步，都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基辛格在哈佛的经历也是如此。1954年，基辛格完成博士学业后继续留在这里任职。

至 1971 年，基辛格作为政府部门教员，一直担任哈佛国际研讨会（Harvard International Seminar）的负责人。该机构算得上是美国冷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智囊团之一，其学员来自世界各国，为白宫建言献策。这一项目的建立对哈佛来说意义很大，基辛格的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

1958 年秋天，哈佛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机构，基辛格（一排左三）位列其中。

基辛格借此机会跻身美国社会精英行列，与很多名流政要保持往来，包括前总统肯尼迪、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等，这给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带来极大裨益。

在这期间，基辛格偶尔担任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在学生们的记忆里，他的工作效率很高，经常前往首都华盛顿或者国外拜访政策制定者。

当时的世界分化为美国和苏联两个阵营，两个超级大国掌握着顶级的资源和核武器，各国为寻求庇护不得不选择一方站队，而这同时意味着与另一方为敌，极易引起冲突。但也有一些国家试图维持中立，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以及之后的中国。

两极对峙中，美国的核力量原本处于优势，能对苏联施行遏制战略。但到了1960年代末，美国逐渐失去了这种优势。与此同时，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最棘手的麻烦，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西欧和日本的力量增强，听美国指手画脚的日子一去不返。彼时的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于美国。

这种情形下，基辛格提出的“均势”战略思想极具洞见，不但扭转了美国的战略颓势，还为其重新获得对苏联的优势赢得了时间。

想要对付不断扩张的对手苏联，基辛格认为，要采取多元武装力量和协同外交动议相结合的方式。他还提出，美国须加强其在西欧的核心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密切联系至关重要。

但是，要想打破冷战僵局，打击苏联的气焰，更切实的方案是改变现有国际格局。基辛格认为，一个有着“多权力中心”的世界将更具灵活性，超级大国不会因为对手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便认为自己岌岌可危，承受的风险也会减少。

基于此，基辛格制定了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多极世界策略，主要包括加强大西洋联盟，开放与中国的关系，与其他区域力量寻求和解。尤其在亚洲，“多权力中心”将解决美国长期面临的两大困境——与中国长久的冲突以及越南战争的泥潭。

中国成为基辛格这一战略的重心。彼时的中国还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基辛格呼吁在不对其抱有任何幻想的同时，与其进行接触。尽管当时他对中国社会知之甚少，但仍坚信，中国将在本地区的新秩序上发挥重要作用。他还提出，应建立由“华盛顿、莫斯科、北京组成的三角关系”。

2012年，基辛格回到哈佛大学做演讲，反思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图为基辛格正在与听众进行互动。

美国非营利智库阿斯彭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后来评价称，“当基辛格掌权时，他的观点更像是一个经典的现实主义者。他注重对国家利益的冷静评估，能够巧妙平衡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艾萨克森曾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董事长及《时代》周刊总编，也是一名畅销书作家，曾为基辛格、列奥纳多·达·芬奇、史蒂夫·乔布斯、本杰明·富兰克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人撰写传记。

在艾萨克森看来，基辛格的策略其实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美国公众的冲动情绪，它给新保守派和左派都带来了问题。“但我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在外交政策讨论中使用更多基辛格的现实主义。”

基辛格的上述思想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国家外交活动中，作为国家对外关系的理论来源、典型表现糅合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的外交政策之中。在他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非道德准则。“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机构。”他在 2015 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政治家没有因道德约束而冒其生存风险的道德权利。”

在争议地区大搞“穿梭外交”

“下周不可能发生危机，我的日程都排满了。”基辛格这句独特的幽默话语透露出，那是一个他参与运筹大局、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年代。担任国务卿时期，他以所谓"穿梭外交"频繁往来于各国首都之间，在冲突方之间调停。

和敲开中国大门一样，被基辛格津津乐道的还有1973年代表美国政府在法国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下称《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

尼克松上台之际，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战争消耗了太多的人力物力。“我们接手的时候，50万美国人在一万英里之外的地方打仗。按照我们前任制定的日程，这一人数还将继续增加，没有任何撤退的意思。”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1968年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开始反对越战，但只有少数人支持无条件撤退，因为这关乎“脸面”。

1972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会见南越总统阮文绍特使阮富德（左）。之后他批准由基辛格（右）进行谈判，最终达成越南停火协议。

苏瑞在《基辛格传》中写道，早在1966年，基辛格就利用他广泛的关系网开拓出秘密渠道，方便华盛顿和河内进行对话。基辛格认可美国可以在越南提升其军事表现，但不可能靠无休止的武力来“赢得”越南战争。“在这一问题上的暴力行为会进一步激发国内舆论，同时还会引起邻国中国以及苏联的反抗，因此美国不得不寻求在越南的谈判方案。”

1969年初，美国同南越阮文绍政权、北越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在巴黎举行四方会谈，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从1969年8月到1971年9月，基辛格同北越方面举行了12次秘密会晤。

但谈判过程极其艰难，由于美方坚持美国军队与北越军队必须同时撤出越南南方，导致分歧严重。直到1971年5月，会谈仍未取得任何成果。1972年美国大选临近，尼克松为谋求连任，开始加紧推进和谈进程。

历经周折，1973年1月27日，参加会议的四方正式签署《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规定美军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并完全撤出南方，越南则释放美国战俘。

这场停火谈判，让基辛格与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过，当时许多人反对基辛格获奖，因为他被认为参与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些极具争议的事件。诺贝尔委员会的两名成员甚至以辞职表示抗议，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将该奖项称为“诺贝尔战争奖”。

1973 年，时任北越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与基辛格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只有基辛格领奖。

美国在越战中不堪消耗之际，也面临一个混乱的中东，该地区大部分地方都处于无序之中。作为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代理人，基辛格将一系列灾难转化为重建该地区的机会。

1973年10月，以色列与以埃及和叙利亚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爆发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基辛格当时负责美国对以军的紧急补给。当以色列力挽狂澜进入埃及和叙利亚领土时，他介入漩涡中心，最终以谈判结束冲突。

基辛格是这场“游戏”中的谋略大师。中东问题专家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在他的《博弈大师：亨利·基辛格与中东外交艺术》中评价道，基辛格的行事风格颇为有趣，他掌握了有关各国边界的细节，三年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之间举行马拉松式会谈，经常充斥着激烈的争论和长时间的讨价还价。

1973 年，埃及开罗塔希拉宫，基辛格在与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举行会谈前握手。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基辛格依然在中东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在他在游说下，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达成一系列协议，建立了稳定边界。基辛格的调解消除了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使美国成为以色列和埃及主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来源，这一状况保持至今。

因迪克评价说，“基辛格无穷无尽的精力、顽强的毅力以及吸引权势人物的能力，让他将智慧与精明结合起来，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此。”

基辛格想要构筑一个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结构。他主导美国外交的这些年，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冲突的缓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只不过，他在中东搞穿梭外交，也激起该地区民众对美国插手别国事务的愤恨。

尽管基辛格常与以色列领导人意见相左，但他们都希望保护犹太国家免受敌对邻国的侵害。相比之下，他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就没有类似心态。当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做出有限的领土让步时，他用美国的武器和技术补偿了这个犹太国家，使其在地区占据优势。

基辛格在各个强人领袖之间培养了一张关系网，为混乱局面带来了秩序。然而，这没有改变处于冲突中的中东社会，战争依然通过其他方式继续。因迪克批评称，“基辛格的外交过于关注高层的少数人，以至于生活在底层的人被忽视了，这也让他们经常被激怒。”

谈俄乌冲突引发争议

尼克松辞职后，基辛格继续担任国务卿，直到民主党总统卡特1977年就职。然而，他并未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而是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出版了多本书作，晚年时期仍是屡受邀请的嘉宾，就外交政策发表分析。而他的人生经历和外交理念也为历史学家和各大出版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就在99岁之际，他还出版了他的第 19 本书：《领导力：世界战略六项研究》。它分析了二战后的六位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的历史成就，包括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

他说，这本新书“是一种延续，这不仅仅是当代的反思”。六个人都是在他所谓的“三十年战争”（1914 年至 1945 年）期间塑造的，并为塑造战后世界做出了贡献。

2019年4月，基辛格在布什领导力论坛上探讨AI和全球议题。

对于当下的国际时局和外交政策，基辛格早已不再掌握任何话语权，但他从没停止发言，只不过时代剧变后，有些仍有价值，有些则招致非议。

2018年9月，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授予基辛格首个威尔逊精神奖。获奖原因是，五十年前美苏争霸时期，基辛格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的文章，许多观察在今天仍然适用。他当时说:“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政策面临的最深刻的挑战将是哲学层面的，即在军事两极化、政治多极化的世界中发展某种秩序概念。”

但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基辛格的言论引发争议。他曾暗示美国和北约的不谨慎政策可能引发了这场危机。而当俄罗斯占领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时，基辛格敦促基辅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保持中立：“如果乌克兰要生存和繁荣，它就不能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基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此驳斥了基辛格的立场，将之与二战时国际社会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相提并论，“基辛格先生的日历似乎不是2022年，而是1938年，他不是在达沃斯，而是在当时的慕尼黑。在真实的1938年，当基辛格先生的家人逃离纳粹德国时，没人听说……（他们）有必要适应纳粹，而不是逃离或与他们作战。”

在2022年5月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基辛格分享了他对如何结束战争的设想。他的建议是，乌克兰应将克里米亚半岛、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被占地区“割让给俄罗斯”。这一主张进一步受到抨击。乌克兰谈判代表、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甚至讽刺基辛格是“达沃斯恐慌者”（Davos panickers）。

两个月后，基辛格回应批评说：“我没有说要放弃领土。我只是暗示它在任何谈判中都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地位。”他还说，应该区别对待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因为它们对俄罗斯的重要性超出了当前危机的争议范围”。基辛格在赞扬泽连斯基领导能力的同时，也质疑他的全球视野：“他没有像他领导这场战争时那样清晰和坚定地表达自己对战后世界的看法。”

2022年，基辛格在达沃斯论坛上通过视频发言，其有关俄乌冲突的发言引发争议。

或许因为舆论上的压力，或许由于事态变化超出预期，基辛格在今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一反前态，主张战争结束后，北约应吸收乌克兰加入。这与他之前的立场截然相反。基辛格解释说，“之前那么说是因为担心会刺激俄罗斯发动战争，现在事已至此，关于一个中立的乌克兰的设想已不再有意义。”但他依然强调，这场战争不应变成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

百岁生日前，他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时谈及俄乌冲突，再度提及此事。基辛格表示，他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有两个原因：首先，俄罗斯不再是过去的常规威胁。因此，应从不同角度来考虑俄罗斯的挑战。其次，我们已经将乌克兰武装到了一定程度，乌克兰将成为欧洲武装最好的国家，却拥有最缺乏战略经验的领导人。

2023年，基辛格再度在达沃斯论坛上通过视频发言，发表了与之前相反的立场。

“如果战争以最后可能的那种方式结束——俄罗斯失去许多获得的领土，但保留了塞瓦斯托波尔（即克里米亚），俄罗斯可能会不满，同时乌克兰也会不满，换句话说，两边都不满。”他说。

基辛格认为，现在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有益于欧洲的安全。“我们已经证明了保护乌克兰的能力。”他说，“在我看来，欧洲人现在说的话非常危险。因为他们说:‘我们不希望他们加入北约，因为他们太危险了。因此，我们会武装他们，给他们最先进的武器。’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不应该以错误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假设这个结果是可能的结果，那就是恢复2022年2月24日之前的状态。结果应该是乌克兰继续受到欧洲的保护，而不是成为一个只能靠自己自卫的孤立国家。”

最被高估的公众人物？

对许多人来说，基辛格被视为外交奇才，但同时他也受到来自媒体、活动家和人权律师的谴责。这主要因为他主导过一系列充满争议的外交决策，尤其涉及美国对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作为。

2013年4月，维基解密曝光了170万份基辛格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时期的机密文件，曝光了一系列由他在幕后操纵的事件。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被时任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推翻，并死于当日。在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统治下，约8万名反对派被监禁，至少3000人被处决。

此次政变被视为冷战期间美苏在智利角力的象征。后来的解密资料显示，皮诺切特的行为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援，时任国务卿基辛格也参与其中。

此外，基辛格还被披露支持过巴基斯坦对孟加拉的“种族灭绝”，并把越战的战火引到柬埔寨和老挝，导致十余万平民丧生。柬埔寨有批评者认为，他的行为带来的后果促使红色高棉在该国上台。此外，1975年支持印尼对东帝汶的血腥入侵也是基辛格外交生涯上的一个污点。

“评价基辛格最好的说法是，他在外交上极富创造力，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旧的模式和关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常驻学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评价说，“但认为基辛格是个理想主义者无疑是荒谬的，从政期间，他更陶醉于现实主义。他的特点是在办公室和个人圈子中尽可能积聚权力和控制力。”

美国媒体对他的评价也各有千秋。1974年6月出版的《新闻周刊》，封面刊登了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卡通形象，他一身超人打扮，身穿紧身衣、披风。接下来的几期则将他描绘成“白宫地下室掌门人”“尼克松的特工”等。《时代》杂志则“为其个人魅力所倾倒”。基辛格在任期间至少上过15次《时代》封面，有篇介绍他的人物报道说，他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

在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新闻和媒体研究教授大卫·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看来，基辛格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被高估的公众人物。

首先，他被一些外交政策专家高估了，他们错误地认为他是尼克松外交政策和成就背后的策划者。“事实上，是尼克松推动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打开对华大门还是与苏联缓和，尼克松才是大战略家，基辛格只是战术家。”格林伯格说。

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白宫。

其次，华盛顿和权威人士也高估了基辛格，将他的思想视为伟大的思想。“事实上，他的大多数想法都相当传统。他的观点在学术界也从未产生重大影响。外交政策上，他只是跟随共和党的潮流而已。”

此外，基辛格也被他的左派敌人高估了。格林伯格说，“他们使用‘战争罪犯’这样尖锐而不恰当的标签，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基辛格的外交决策。”

虽然评价有褒有贬，不可否认的是，基辛格的政治遗产依然影响了那个时代。担任国务卿期间，他愿意坦率地谈论美国在混乱世界中追求权力的意图，这给他带来了赞誉。这也让他成为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学说的代言人。

“如果要列出对当今我们所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五六或七个人，也是二战后创建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的人，我认为肯定要将他列入其中。”苏瑞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言，“他的权力比不上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或丘吉尔，但或许仅次于他们。”

五十多年来，凭借自嘲式的幽默感、浓重的德国口音、温和的表达，基辛格为自己的话语增添了权威性。随着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2021年去世，百岁高龄的基辛格成为美国在世的最年长的前内阁成员，也是尼克松内阁中寿命最长的成员。

基辛格常常出语悲观，先天下之忧而忧。眼下，这位期颐老人对世界最为悲观的担忧莫过于对世界末日的暗示。他认为，核武器虽然可怕，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对人类来说，人工智能等未来不可控的科技进步将会带来灭顶之灾。“人类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内自我毁灭。”他如此说道。